【藏区文学研究】安少龙 | “桑多”的深描：藏、汉交融地带的斑斓生活与现实主义书写——扎西才让小说论

（本文作者：安少龙）

 扎西才让是活跃在当代诗坛上的有着重要影响的藏族青年诗人之一。近年来他的创作受到评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绝大部分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他的诗歌上了，以至于他的小说创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扎西才让的小说创作几乎是与诗歌一同起步的，二十多年来，他陆续发表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无论是从小说本身来看还是从与诗歌的关系来看，这些小说在他整个创作中都有着不容忽视、不可分割的意义。文体的自觉是作家的思想自觉和美学自觉的一种外在显现，这一点在扎西才让的创作中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他的藏地小说是与他的诗歌平行展开、同向生长的一个书写维度。

一、“藏地”的微观坐标与现实土壤

      虽然扎西才让的藏地书写包含着“藏族”和“藏区”的整体性概念和大文化视野，但他笔下的 “藏地”却有一个十分具体的地理坐标，即甘肃甘南。而在甘南，这个坐标更被微观化为“杨庄”、“桑多”这样具体的村庄或小镇。这一点上他与万玛才旦等同代藏族作家有所不同，万玛才旦小说中的每个故事虽然发生地不同，但他笔下的氛围却有一种“藏区”的浑然性，例如《塔洛》《普布》等小说就是如此。扎西才让的“藏地”观念的“标出性”是由甘南的特殊区位所造成的。甘南处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边缘，东部和北部与黄土高原大面积接壤，面朝中原汉文化的深长走廊，是内地通往藏区的门户，也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与黄土地农耕生活方式的混杂、过渡地带，也是藏、汉、回等多元文化交汇的地带。因而，扎西才让笔下的“藏地”是在文化交融区域中有意识突出的一个醒目的辨识性标志。近年来出现在扎西才让大量诗歌、札记和小说中的“桑多”就是这样一个被凸显的文化地标。在扎西才让诗歌和小说的描述中，“桑多”的区域规模小于或相当于一个县，或者就是一个小镇。但这个小小的地方，是藏族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一个微缩景观，是一个小小的“异域”。但是扎西才让又不局限于“桑多”， “桑多”既是他所精心营造的一个文学空间，又不过是他观察世界的一个立足点、一个背景而已。

      扎西才让在诗歌里营造的 “桑多世界” 偏于抒情性质，而他的这些同源同质、诗意充沛的小说，则是对诗歌中未能打开的叙事空间的一个拓展，是对诗歌中高度凝练的文化思考的一种延续。诗歌指向精神信仰，是一个关于心灵的审美维度；小说关注物质现实，构成一个关于日常生活的批判维度。这两个维度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他的桑多世界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小说尤其关注了被诗歌所超越、所遮蔽的现实，对以“桑多世界”为具体时空的藏地生活进行了一种深描式的现实主义书写。

二、“桑多镇”与“杨庄”：一只手掌上的不同文化褶皱

      先后发表在不同刊物上的这二十多个短篇小说，扎西才让自己将其分为两个系列：“杨庄故事集”、“桑多镇故事集”，而且已有分别结集出版的计划。扎西才让笔下的“杨庄”是一个仅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这个村庄藏、汉杂居，半农半牧，以农为主。而“桑多镇”则是一个藏族聚居的古镇，虽然在甘南藏地，但它似乎又不对应某个特定的具体乡镇。“杨庄”与“桑多镇”相距不远，但扎西才让在小说中多次写到：对于“杨庄”人来说，“桑多镇”是一个“很大”、“很远”、 “很神秘”的地方。

      在一篇散文《我的杨庄》中扎西才让以优美的文字详尽地描写了这个作为他自己的出生地的村庄。他首先介绍了“杨庄”的民族构成：“据说是明代戍边的士兵，也不知在何时，开始和洮河两岸的当地藏人通婚，家族血缘发生了变化，后代子孙，在民族成分上，半汉半藏的居多。”[1]这是一个深处青藏高原腹地、被辽阔的草原和雪山所包围的偏远农庄，具有汉、藏文化的复合背景。“杨庄”是扎西才让童年、少年的故乡，他更多的生活经验来自“杨庄”。“杨庄”故事涉及到藏地农村方方面面的问题，因此“杨庄”系列小说的现实色彩更强。当然，诗歌与小说毕竟不能完全当作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扎西才让的诗意抒情一开始就使得这个“杨庄”存在与真实与虚构之间，既是一个具体的村庄，又是一个想象的村庄。作为一个模糊或者泛化的背景，“杨庄”也许是甘南洮河流域、卓尼或临潭境内无数个像杨庄这样半农半牧、半藏半汉的村庄的泛称。

      而在关于“桑多镇”的描述中，扎西才让多次提到它的古老：一开始这是一片只有千百只羚羊繁衍生息的湿地，然后是神话传说中的罗刹女和来自普陀山的猴子相结合，把后代生在蛮荒的雪域。再后来，来自数千里之外的藏王的后裔定居于此，成为桑多人的祖先。再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一批又一批“更有破坏力和创造力的垦荒者”也相继到来，他们共同构成了桑多镇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使得“桑多镇”里有许多神灵的故事，让桑多人崇拜祖先、相信轮回和爱情，桑多镇里也有高僧、美女、艺术家、失败的酒鬼等形形色色的奇人与源源不断的秘闻。这个“桑多镇”既古老又现代，百年前的风俗习惯与当代最新潮的生活方式奇特地共存在这个嘈杂的小镇上。相比较而言，“桑多镇”的藏文化特征更为明显。

       扎西才让小说中的不少人物出生在“杨庄”，却工作、生活在“桑多镇”，因此“桑多镇”是他的又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故乡”，只不过这是成年以后的故乡。“桑多镇”乡村与城市相结合的气质，使得“桑多镇”故事中文化冲突的因素也比“杨庄”故事更为复杂。还有，扎西才让将诗歌的元素融入了他的 “桑多镇” 小说系列里，如果说“杨庄”故事系列集中了扎西才让的文化思考的话，“桑多镇故事”里则有更多的美学想象。

事实上，“杨庄故事”和“桑多镇故事” 两个系列中的小说虽然有各自的特殊性，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藏地”主题，尤其在叙事线索和人物关系上有许多关联，如同一只手掌上纵横交合的纹路。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统一到“桑多”这个叙事坐标中来言说。

三、乡村变迁的观察与复杂现实的书写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生的巨变，几乎是所有乡土作家都绕不开的话题。这也是扎西才让小说中最醒目的主题。可以说扎西才让的绝大部分小说从不同侧面涉及了这一现实。与内地无数村镇一样，深处藏地的古老的桑多镇和杨庄，也在不可避免地经受着时代的冲击波。有所不同的是，在藏地，现代化进程的重点不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强势推进，不是那种直接改变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而是技术革命成果的推广和现代生活理念的进驻，是商品社会、消费社会的观念的覆盖。它们带来的变化是渐进式的，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的价值观的裂变。扎西才让没有从正面去“强攻”这一题材，而是选择不同的侧面描述了桑多镇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种种“跌落”状态或颓败态势，这些更微妙地表现在人心、观念的变化上。

       小说《丹增》通过丹增老人的“变化”，描写了桑多镇的一种“趋势”。丹增这个人物身上既代表了桑多镇的传统，也代表着桑多镇的现实。通过丹增的观念变化和一系列行动，小说折射了桑多镇的种种变迁。事实上，“变”与“不变”，是像桑多这样的无数藏寨面临的一个现实抉择。“不变”意味着落伍，意味着将被时代所抛弃。“变”在意味着新的机会、新的生活可能的同时，也意味着桑多镇人要接受许多不可预料的东西，意味着他们要失去许多传统的东西。小说委婉地指出了像“桑多镇”这样的小地方在兴办旅游业的过程中伴随的乱象。源源不断地涌入的外地游客冲击着桑多镇人宁静的生活秩序，带坏了桑多镇淳朴的民风。“桑多人有种隐隐的感觉，他们似乎带走了桑多的某些看不见的东西，也留下了桑多人不愿意接受的东西” 。而住在宾馆里的游客的世态百相，更是折射出外界社会生活的混乱与道德伦理的堕落。丹增老人对此忧心忡忡。作家从侧面表达了他对藏地小镇的“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但对未来还是表示乐观：“该变的，总会变；不变的，变不了。”而丹增在“拆不拆宾馆”这件事上最终做出的决定，揭示了这个小镇别无选择的走向，那就是走出封闭，与外面的大千世界、与城镇化、现代化进程融为一体。

相比较“城镇”的“动摇”而言，“村庄”的“颓败”是更为严峻的现实。扎西才让广受好评的小说《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小说的叙事主线十分简单：一个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来到杨庄，和藏族寡妇杨雪莲“好上了”。小说中，这个男人神秘地来到杨庄，又神秘地消失了两次。他的到来和消失都在杨庄引起了种种猜测，也引起了一些风波。小说最后交代，原来他消失的原因是回到桑多镇去办理离婚手续去了。因为爱上了杨雪莲这个杨庄的藏族女人，他提出要和桑多镇的汉族妻子离婚，遭到了妻子家人的怨恨和毒打，被打断了一条腿。虽然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但他最终成功地离了婚，回到杨庄和杨雪莲结了婚。

      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扎西才让却叙述得一波三折，充满悬念。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出，扎西才让看重的不仅仅是“故事”，还有“如何讲故事”。这篇小说的成功得益于他独特的叙事视角。小说里的叙述者是复数的“我们”，“我们”是“杨庄”的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我们”的眼中，“大人”们的事情总是有一种新鲜感。而“我们”懵懂的视野中看到的事情也是混沌的。这就使得小说里男人、女人之间那些本来平淡无奇的故事变得很有趣、很好玩。其次，他们虽然懵懂却又异常敏感，仿佛是“杨庄”的末梢神经。而小说里最主要的东西是，在这些“孩子”的视线中始终存在一个“来自桑多镇的男人”与“杨庄的男人”之间的对比：“我们”眼里的“杨庄”男人们，自以为是、邋遢、傲慢、懦弱：“他们站起来，有的拍拍屁股上的土，有的吐出一口浓痰，有的擤去黄浓的鼻涕，骂骂咧咧地走了。” ；而“我们”眼里“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则高大、礼貌、干净，“ 这个人高高大大的，看起来很有力气。” 。他还是个厉害角色：“他一到杨庄，就有声有响地干了好几件事。” 同时，“我们”也代表“杨庄”的视角、观念、立场。在“我们”的眼中，“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是神秘的、陌生的，是侵入者，他还和杨庄的一些男人发生了冲突。他是威胁，同时也是希望——他和杨庄的男人们不一样，时时处处给人新奇的感觉。他的出现，打破了杨庄的一成不变的沉默和平衡，给杨庄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数。也使杨庄人看到了自己的丑陋、无力、缺憾，看到了杨庄自己的问题。因此杨庄人既排斥他，也接纳他。

       一个 “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究竟为“杨庄”带来了什么？“杨庄”人如何对待“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这也许是小说的真正意蕴所在。杨庄封闭而古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日趋保守、僵化甚至堕落，“杨庄”的男性们呈现出整体的衰落状态。而桑多镇代表着外面的世界，它生机勃勃。桑多镇的男人给杨庄带来冲击，也带来活力。从表面上看，小说似乎写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的问题，实质上是在探讨“杨庄”这样的村庄如何走出封闭的生活观念和僵化的生活方式，从“不变”到“变”的问题。

小说中的 “杨庄”与“桑多镇”，也构成一种文化上的差异格局，它们互为“异地”和“远方”。对“杨庄”人来说，五十公里以外的“桑多镇”就是远方，是一个陌生、神秘的地方。扎西才让以“杨庄” 来想象“桑多镇”， 又通过“桑多镇”来观察“杨庄”，乡村与城镇之间文化差异的细微之处纤毫毕现，“深描”的意义十分突出。

        当然，乡村的变化并不总是像《丹增》《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这样伤感而温和的，乡村的变化中也包括尖锐的冲突和罪恶的东西。《阴山上的残雪》讲述了发生在杨庄的一个悲剧故事。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杨茂荣的父亲杨慈善，因为心怀怨恨，设计害人，没想到却意外地害死了自己的儿子。杨茂荣，一个让全村人都羡慕，让他的家人无比骄傲的大学生，刚毕业回乡，却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自己的村庄。

       小说的情节十分简单，但扎西才让的叙事却有些迂回曲折。作为核心情节的 “大学生之死”在小说中几乎是被一带而过，更无细节描写。而这桩“谋杀案”作为小说中一条若隐若现的伏线，也几乎没有被正面描写过。小说重点呈现的，是通过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的眼睛，所看到的几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闲淡场景：第一个是杨茂荣给几个小孩子背诵藏族诗歌，讲藏文化的场景。第二个是杨茂荣的父亲杨慈善买了新摩托，杨元旦等几个邻人来贺喜，但是，话不投机，发生了争吵，不欢而散的场景。第三个场景是两个小孩在月夜游荡，无意中看见“山叫鬼”——事实上是有人在村外的路口设置害人陷阱。第四个场景是杨茂荣的意外死亡、杨慈善被警察锁定为犯罪嫌疑人、杨慈善最后在祖坟前的忏悔。小说中最激烈的情节冲突在第二个场景中。杨元旦等村里人在杨慈善家喝酒、聊天的场景——从结局来看，貌似亲密和谐的乡邻之间，其实暗藏着炫耀、斗富、攀比以及由此滋生的隔阂、争斗、仇恨等心理。传统中那种淳朴的民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小说的最后，而村里人的感慨是：“这几年，生活条件好了，但人心，慢慢变坏了！” 。淳朴、宁静的乡村以及美好的人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外面的世界”在飞速发展变化着，冲击着“杨庄”这样偏僻的乡村。金钱、物欲、贪婪、嫉妒、虚荣等这些东西正在像瘟疫般蔓延，内在地悄然毁坏着人性和乡村精神。“阴山上的残雪”是个隐喻，是指人心中那些阴暗而且顽固的东西。虽然小说借助孩童视角，让场景尽量温和、冲淡，有意隐去了这个故事中残酷、尖锐的一面，虽然扎西才让想给自己心爱的“杨庄”保留最后的一抹温情，但小说带给人的疼痛感却是一样的，而且，作为“杨庄”的隐痛，它更加长久。

      其实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尚不在于写了罪恶事件，也不在于写出了乡村蜕变或文化冲突，而在于作为叙述者的几个孩子的感受。小说中受到刺激最大的还是这几个七八岁的男孩：“我们待在村口，听了他们的话，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该说什么好。大学生杨茂荣在几年前考上大学时的光荣，曾带给了我们太多的酸楚和困惑，那些难以言说的滋味，积蓄在我们的心里，成了微波荡漾的湖泊。现在，这湖泊里的水，都不重要了，似乎在瞬间就能消失殆尽。” 因而，小说在叙事上，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比写出来的东西更多。这种叙事效果，也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海明威的名篇《杀人者》。

      但是小说的其它场景里还埋伏着比这个戏剧性情节更重要的文化冲突：在杨茂荣给几个小孩子背诵藏族诗歌，讲藏文化的场景中，“杨茂荣说，文化就是一种力量！他举起右拳，坚定地挥动了几下。” ——从小说的结局来看，这句话形成某种反讽意味。杨慈善最后的悔恨——这个一生痴迷藏文化的人，最后说“佛祖早就说过，不可有害人之心，可我还是犯了这个戒。” ——在这样的感受里，也许还有作者更为深刻的思考：其实，杨庄的人们，原本就生活在本真的藏文化的日常之中，这是一种人心深处的地方性知识，而杨慈善、杨茂荣们所谓的“藏文化”是一种文本化了的书面知识，是一套外在的公共知识系统，它与杨庄人的日常生活存在着基于接受现代教育程度的巨大隔阂，这里无疑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反讽：杨慈善痴迷于高深莫测的“藏文化”，却在最普通的藏文化伦理道德层面迷失了自己。小说也写出了藏地的某种现实：“藏文化”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可资炫耀的稀有文化资源，在一个人的言与行中的分离状况。在这里小说无意中触及到了“乡土知识”与精英知识的某种抵牾。暗含讽喻意味。

       不仅如此，扎西才让的笔触进一步伸向乡村的生活的深处，写出了另一种更为错综复杂的现实。《喇嘛代报案》就是这样一篇沉重的小说。

       和扎西才让的其它小说一样，这篇小说的故事本身依然比较简单：一桩事先被宣扬被警告的“杀人”案件，因为乡干部的群众工作不到位，变成了现实。而情节线索也比较简单：杨庄的村民喇嘛代，因为邻居李根旺家的房顶排水管道通向他家的院子，下雨天造成他家院子积水，要求李根旺改水路。但阴阳先生李根旺以改水路会影响他家风水为理由，拒绝改水路。两家由此产生了矛盾纠纷。喇嘛代为此愤愤不平，但碍于阴阳先生李根旺在村子里很有威望，拿李家没办法。烦恼不已的喇嘛代到乡政府“报案”，放出要“杀了李根旺”的狠话，要挟乡政府替他做主。但乡长和乡党委书记都没把他的话当回事，事情的调节也拖泥带水，没有及时予以妥善解决。结果，怨气越来越大的喇嘛代与自作聪明、顽固不化的阴阳先生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喇嘛代在一股促狭之气的裹挟下失手杀了李根旺的儿子，犯下了人命大案。两位乡领导后悔不迭，并因为不作为受到了撤职、记过的处分。多年之后，已退休的两位乡领导再次相聚，在酒酣之际谈起此事，皆感世事弄人，欷歔不已。

       在扎西才让的所有小说中，这是一篇直面当代农村生活现实，最接地气的小说。这篇小说的价值在于，它呈现了在乡村生活内部，各种平行的乡土观念之间的冲突：相信“五行”、迷信风水的观念；强者横行无忌、损人利己的村霸心理；弱势个体因存在感被漠视、人格尊严受欺侮而产生的极端报复心理；还有藏区农村男性根深蒂固的讲究面子、尊严，崇尚血性，好勇斗狠的普遍心理；以及乡村干部依靠土经验、土办法，用惯常的乡村观念行事的行为习惯——当这些各自自以为是的观念遭遇到一起之后，事情就出现了超出惯常的乡土经验的后果。

       小说重点描写的是喇嘛代这个形象。弱势的喇嘛代并不是真正想杀人，只是想引起乡政府的重视，要一个公道，并帮他解决问题，所以他才三番五次地跑到乡政府“报案”。他是被事态的发展和自己的促狭念头一步一步逼到了没有退路的死胡同才一时激愤失手杀人的。在喇嘛代持刀与李根旺的儿子对峙的时刻，我们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煎熬、焦灼、绝望、无助，也看到了从中滋生的仇恨及其盲目的力量。扎西才让作为小说家的敏锐与深刻之处在于，他透过日常经验的层面，看到了事情本质的复杂指向。使这一件“小事”不再平淡、渺小，而是充满危机。我们在小说中也看到了李阴阳人性中的自私、圆滑、傲慢、跋扈与愚顽。看到了乡镇干部因忙碌而导致的疲惫、麻木、怠憜。人性中最坚硬偏执的一面，与体制中最软弱涣散的一面交集到了一起，各种因素不知不觉地都到了它的临界点，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聚变与反应。无论是李根旺还是乡干部，谁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察觉到喇嘛代的怨恨心理的极端趋势，因此才酿成了大祸。而广大农村的现实中无数超出常态的“事件”往往就是这样被引发的。

       扎西才让找到了一个特别的角度，在这篇小说中表现了一种特别的现实——这里的“特别”并不是指小说中的事件本身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指这是一类在现实中普遍存在、但作家们却往往熟视无睹的“危机因素”。小说不仅写出了现实本身的复杂性，而且揭示了平淡的现实下面潜在的“可能性”。因此，这篇现实主义的小说达到了某种本质真实的深度。

       扎西才让的小说在现实题材方面还有一个向度的开拓，即乡村的精神生活问题。《欢喜》《甭信了》两篇小说在情节层面上是关于乡村宗教信仰的两个小故事，写出了杨庄的一部分人在物质与信仰两方面的双重贫困。实质上小说的关注点在于人的心理危机与精神疗救的话题。这样的话题在乡村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欢喜》中，杨庄的木匠杨建国在60岁的时候突然热衷于“念佛”，并且做出了出家当“阿古”（藏传佛教中的喇嘛）的决定，在家庭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折。而杨建国之所以这样做，原来他是为自己年轻时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极左时期的所做虽为而感到悔恨不安，他觉得自己“罪孽太重了”。他 以“出家”的方式“赎罪” ，追求的是一个“心安”。《甭信了》中，洛藏乡的农家妇女玉珍突然想加入“洋教”（天主教），也引起了家人强烈的不安和反对。最后，在父亲的劝说下，玉珍打消了加入“洋教”的想法。而玉珍之所以想加入“洋教”，是因为活得太苦、太累，因为不堪承受的繁重的农活与家庭经济上的贫穷导致的身心疲惫和对生活的绝望。更是源于对“不争气、没出息”的丈夫和儿子的失望。在娘家人召集的劝说会上，玉珍哭诉自己心中的苦与痛，“没出息”的丈夫不但不理解，反而恼羞成怒，大打出手，让玉珍和她的娘家人失望透顶。最后，父亲劝玉珍不要加入洋教，但可以和丈夫离婚。

       这两篇所描写的现象是当今农村的一种精神隐痛，一种沉重的现实。扎西才让并没有仅仅把笔触停留在行为的冲突层面，而是提出了一个乡村的人文关怀的话题：当农民在遇到罪孽感、苦难感等心理危机的时候，他们需要怎样的精神救助？在小说中，宗教是他们所能够选择的唯一途径。虽然扎西才让借小说的情节发展否定了这一选择，不过他也没有提供更多的选择。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显然比答案更为重要：文学不仅要聚焦于“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在乡村的传统价值失效,习惯的生活方式瓦解的现实面前，更应该关注乡村人精神方面的困境。虽然反映了这样的现实，但扎西才让并未表现出太多的担忧与焦虑，叙事中的淡定与从容似乎透露出一种乐观态度，一种文化的自信。

       当然，在以上这些小说中，扎西才让的文化立场不是固化的，而是客观、辩证的。他的思考也不是单向度的，他既没有对“现代化”的后果一味批判、担忧，也没有对乡村传统进行一味的肯定和赞美。在他的叙事中，他对民族文化、乡村传统和习俗的剖析与批判更是相当尖锐和不留情面的。

四、两性文化的杂色：前现代时态下农、牧观念交混的爱情与婚姻

 爱情与婚姻题材是扎西才让书写藏地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扎西才让看来，藏汉杂居地区的爱情与婚姻有其复杂的形态。在他的诗歌中，这一文化交汇地带的爱情充满田园牧歌的诗意和浪漫，有着奇异的光彩。而在小说中，扎西才让看到了藏地在由传统向现代过度时期情爱与婚姻观念的错位与混乱，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现实缺憾和苦难，包括爱情的混沌和婚姻的盲目性，两性伦理方面的乡俗之恶、性别观念冲突和家庭危机等，他用写实的手法，对此做了多方面的描写。

      《牧羊人吉祥的爱情》是一篇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个叫做杨吉祥的藏族牧羊人的几次求偶经历。杨吉祥是一个混沌的人，无论生活方式，还是精神追求、情感层面，都处在一种混沌状态。他出于青春期的强烈骚动而占有了王大夫的女儿喜莲，并致其怀孕。但他与喜莲的婚事却遭到其母亲的反对，理由是嫌弃喜莲是汉民。吉祥虽然“不快乐”，却顺从了母亲的安排，另娶了山后村子里的一个藏族女子，不料三年后这个媳妇也生病死去了。这段短暂的婚姻没有给吉祥带来幸福。此后，吉祥的婚事磕磕绊绊，期间，也遇到一些已婚女性的挑逗，有过性的困惑。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媳妇，整个人也从此由一个聪明、快乐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老光棍。不过小说暗示，喜莲是吉祥唯一喜欢过的女人。他的不快乐，也有一部分来自于这失去的爱。

       小说的主要意义在于，表现了“杨庄”这样的村子里像吉祥这样的一代青年人在性、爱、婚姻上的一种迷惘状态。这是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灰色地带的一种人性状态。吉祥在一连串的情爱坎坷之后，暗自忧伤，主动拒绝了母亲的催婚，选择独身，这暗示着他在人性和情爱方面的形而上的苏醒和自觉，也喻示着像吉祥一样的一代杨庄青年在情爱和婚姻方面走出混沌的一种可能。

       小说还从一个侧面对杨庄这样的藏汉杂居村庄的婚嫁观念做了一种原生态的描写。小说中对于人的生命原欲与生活原生态的描写，与同代的藏族作家万玛才旦的《塔洛》《普布》有许多相似性。但这篇小说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藏族观念”，而是一种藏汉混杂的杂色观念，其中既有汉族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观念，也有狭隘的藏、汉血统观念，以及世俗的虚荣观念。还有村民在性关系上的开放观念，包括男孩、女孩在婚前性关系的随心所欲，尤其是吉祥的寡妇母亲在性关系上的混乱。当然类似的描写还有《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中的杨雪莲在性关系上的放纵和混乱。在作家看来，这似乎不是人格或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小说中把这种行为归结为当地女性 “找连手”的奇特习俗，并通过“杨庄人”的视角，对这种行为有一种罕见的包容。除了在两性关系上的原始观念的遗留之外，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人性、情感的、心理、道德等不同层面的问题，也只有从文化中去寻找到答案。

扎西才让还表现了乡土观念上的愚昧，而形成的爱情、婚姻悲剧。这是一种普遍现实，与时代有关，也与藏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有关。这方面《达珍》具有代表性。十岁的小女孩达珍因为在游戏中被一个男孩“摸过”，而成了一个名声扫地的“坏女孩”，并因此而失学、而成为小镇的边缘人，长大后进而婚姻不幸、精神失常，最后悲惨死去。并且，少年时的这一次“过家家”的经历，影响了好几个人的一生。对“性”的好奇与探索行为，是文学中常见的成长叙事的一种类型，多半带有青春期的美好、轻松的色彩。但在扎西才让笔下，它一旦与桑多镇的现实发生联系，就变成了一个残酷而悲伤的故事。但是扎西才让对小说中的人和事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也没有展开文化或价值层面的批判。他让事件保持了一种原生态的混沌性质，把它看作是一种普遍现实。因此，整个故事有一种无奈而忧伤的基调。作家只是在小说的结尾，借人物之口感叹道：“我突然对桑多人几百年来的生活习俗，产生了深深的厌倦。伴随这厌倦出现的，还有一种怀疑：他们就这么一成不变的活着，有啥意思呢？”[1]。小说中，达珍的婚姻悲剧是“桑多镇”封闭、保守的小镇观念直接导致的。

       扎西才让集中描写乡村中婚姻问题与性别观念冲突的重要小说是《菩萨保寻妻记》，小说讲述了一个婚姻、家庭悲剧。杨庄青年妇女玉珍因为不堪忍受丈夫菩萨保的家暴，离家出走回了娘家。在一次到邻村看戏的时候，被前来“寻妻”的菩萨保发现并尾随。路上两人继续争吵，再加上玉珍的母亲在一旁偏护女儿，母女俩与菩萨保由争吵发展到厮打。情急之中玉珍失手用菩萨保随身携带的短刀杀死了菩萨保。一个四口人的家庭由此家破人亡。

      这篇小说有多重意蕴：故事层面上，写了夫妻矛盾、家庭冲突；社会法律层面上，写了家庭暴力；道德伦理层面上，探讨了婚内男人的家庭角色、家庭责任感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反映了夫妻沟通和理解的问题。文化层面上，揭示了性别观念问题。而所有的问题，都落在了观念冲突上——菩萨保代表的“男人”观念，与玉珍和“老女人”（玉珍的母亲）代表的女性视角下的家庭观念的冲突。小说中的生存现实是残酷而粗陋的，菩萨保在打工回家后，刚刚对妻子发泄完动物般的“爱”，一转身就因为几千块钱而对妻子大打出手。小说通过细腻的场面和细节描写，揭示了一种粗暴的、建立在物质基础层面上的夫妻关系，一种挣扎在生存底线上的、经济基础和感情基础都十分脆弱的家庭关系。

       客观地看，无论是菩萨保，还是玉珍，都不是有严重的道德品质缺陷的坏人。但是菩萨保是藏地男性中糟粕、劣根文化观念的集大成者。他因为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从小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因此从小就接受了他父亲的关于丈夫要靠拳头征服妻子的观念：“我阿爸，是男子汉。女人，不听话，就该打。女人找相好，也该打。女人想管男人，也该打，不打不成。”[2]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关系中的暴力逻辑。事实上，在藏地农村，这种大男子主义，这种暴力观念还是很有代表性、普遍性的。菩萨保身上还有畸形、自私的男性享乐观念：“菩萨保笑了，“我明白人活一世，该花的就得花，该吃的就得吃，该享受的就得享受。你们，活得就像仓鼠子，尽往窝里拉东西。你们想吃几辈子吗？下辈子，转世成啥都不知道。”[3]这种好逸恶劳、败家、没有家庭责任感，并以此作为“男子气概”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念在藏地也是很有普遍性，有很深的文化渊源的。

       而玉珍是一个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女性，也是一个善良女性。即使在遭遇了严重的家暴后，她还是念着菩萨保对她的好，为菩萨保辩解。她与菩萨保本来还有可以沟通、和好的可能性，但是遇到她态度强硬的老母亲，被劝住了。相对来说，她母亲的态度无可指责，面对菩萨保的家暴行为，她母亲表示了更为坚决的不妥协态度。而玉珍身上，也有藏族女子烈性的一面，即使力所不敌，她也敢于反抗菩萨保的家暴。小说最后，玉珍在失手杀死丈夫的一瞬情绪失控了，玉珍的爆发，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在情节上，是玉珍由于恐惧和愤怒而导致的过激行为，而在普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女性在长期被压迫被凌辱下蓄积的反抗力量的一次总的爆发。菩萨保只不过是这一力量的牺牲品而已。这个结尾，很有震撼力，但同样也有争议。而在笔者看来，它更符合小说情节的叙事逻辑、人物性格逻辑，也符合文化逻辑。

       这篇小说有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情节结构方式，就是用秦腔《铡美案》作为整个故事的背景。菩萨保在戏台下发现了离家出走的玉珍，在追赶玉珍的过程中，那个流传了上千年的 “伤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还在戏台上上演着。而菩萨保倒在血泊里的时候，戏台上的陈世美也同时在狗头铡下人头落了地。尽管《铡美案》的故事冲突与本小说中的故事冲突性质并不一样，但扎西才让把一个藏地的婚姻悲剧，放在代表汉文化传统家庭观念的故事背景下，应该是既有情节结构方面的考虑，也有文化方面的思考。

       除此之外，扎西才让还在当代人情爱的复杂心理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索。《遥远的黄杏》通过一场小小的家庭风波，把当代社会婚姻内外的诸多问题聚焦到了一起。《达娃央宗》这篇小说有着明显的理想色彩，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形态、追求，以及小说故事的发展，都超越于现实之上，我们不妨称之为“观念小说”或者“美学小说”。同时，扎西才让还把笔触伸向了非理性的领域，探讨了在婚姻、爱情中，人类情感追求的盲目性与不稳定性，以及它与落后的社会环境相结合以后伴生的阴暗力量，及其导致的破坏性后果，描写了爱情中伴生的阴谋与罪恶，《灵魂像青烟一样飘离》《虚幻的真相》都是这一类题材中的重要作品。

       由以上小说也可以看出，扎西才让的女性观是复杂的，在他笔下，“杨庄”女性是母亲、或者姐妹，是善良、弱小的，含辛茹苦的。而“桑多镇”的女性，仿佛是现代都市文明中的欲望载体。她们往往是美丽、热情、单纯的，同时又是复杂的、暗藏着危险的。尤其在婚姻中，女性身上随时潜藏着动物的本性与背叛的因子。在文化上，这些女性似乎来自不同的文化观念，是农耕文化中的慈母、草原文化中的牧女、佛教文化中的度母、罗刹，以及西方文化中的夏娃、女巫的综合体。扎西才让的爱情、婚姻题材的小说的多元、复杂形态，或许与这种女性观不无关系。

        当然，扎西才让在这有限的二十多篇小说中还尽可能地探索了其它方面的主题，比如现代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冲突，比如他对藏地传奇氛围的迷恋等等。藏地多元的现实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广阔的叙事空间，而他也有意识地尝试去综合真实的乡村生活经验、民间的藏地传说、虚构的地方志记载、对历史和现实情境的诗意想象等多种叙事元素，为小说的内在世界打开多种可能性。他早期的小说《神界之羚》《追寻阿桑》以及近期的《我，雪豹》《理想的蝴蝶》等就是这类探索性写作中的典型作品。

五、结语

 综上所述，扎西才让的小说叙事当然不是文化人类学学术研究意义上的“深描”， 借用“深描”这个概念是指他看到了藏地事物的复杂性，观察到事物的多个层面并在其中建立起种种关系，并进行了立体、多侧面地描写，使得他的每个故事具有多重意义，从而更好地表现出了交汇地带生活现实的丰富性和民族精神的多元风貌。

         这种现实主义的“深描”，还体现在扎西才让对于“日常生活”的精细关注和书写。从微观方面来看，是指对乡村的日常生活的稔熟地描写，不仅是指生活场景和细节，而且包括人物的各种关系。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指扎西才让一方面着眼于农村普遍的物质生活的贫困现实，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的被挤压至扁平、逼仄的精神状态，关注改善生存条件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关注乡村传统日常生活中固有的根深蒂固、藏污纳垢的积弊和陋习。对之进行了深刻地揭示。其次，还描写了以加速度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对稳定、和谐的传统日常生活的破坏，并对此表达了深切的忧虑。

         “深描”的涵义还包括扎西才让叙事的客观立场。扎西才让的小说中很少有说教的东西，也很少有明确的价值判断、道德伦理批判的指向。他总是有意识地把道德、价值的界限弄得比较模糊，在一些看似需要做出道德判断的紧要关口，他往往是用一些笑话和滑稽场面、幽默情景一带而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扎西才让的小说没有价值判断和道德伦理标准。在这些地方显示出扎西才让的文化自觉和睿智，他似乎深谙事物的辩证之道，以及藏文化的悲悯、包容思想。他往往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例如生命体验或哲学审思的层面上）观察着他笔下人物的种种世俗行为，包括他们的软弱、丑陋、挣扎，甚至堕落、罪恶，认为这就是人世的世相百态，是大千世界的必然组成物。在首先施予同情之后，才是不露声色的谴责、批判。

        而这样的处理，他往往是通过小说的叙事技巧来完成的，比如叙事视角、人称，比如叙述语言、语气，比如对话、场景等等。而这些形式的层面，其实最终都暗中转换成了小说的文化意味和他的价值立场。扎西才让呈现的是当代乡村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暂时“缺席”或“未生成”状态。虽然他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向藏族传统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中去寻找文化资源、寻求答案。但是宏大高深的传统文化如何提供有效的现实拯救路径，如何从中转换生成新的价值和理想，在许多小说中仍然是比较笼统而模糊的。

         而这样的局限，或许正是扎西才让文化思考的一个方向和写作的新的生长点。

（作者单位：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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